01

　　我们到底在纠结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纠结于到底应该在大城市工作，还是小城市工作？

　　马克思说过，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与他人的交往以及与环境的互动中，人才能获得相应的界定，自我理解并得以生存和发展。

　　也就是说，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工作，不仅仅是工作地点不同这么简单。

　　它更深刻地影响着你外在的社会地位、内在的自我定位，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发展机会。

　　我家有一位邻居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他是上世纪90年**上大学的，学校是外地省会城市很出名的一个师范大学。

　　那时大学是包分配工作的，他在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到了当地省会城市的一所高中。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小县城的经济挺不错（全国百强县），而且40年代的父母更喜欢子女跟自己生活在一起。

　　因此凡是家里有条件的都会想各种办法将子女分配回我们县里工作。

　　他家也不例外，千方百计地给他重分配回了我们县城的一所高中。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小县城的经济一落千丈，县城高中里凡是好点的老师也都被各种私立学校或外地高中挖走了。

　　他在学校里虽然担任学科主任，但随着学校教学质量的严重下滑，他也基本上处于混日子的状态。

　　而他当时留在外地省会城市的那些同学，听他自己说，个个都比他现在发展得好很多。

　　他也经常哀叹，当时如果能留在省会城市任教该多好。

　　你看，城市选择的不同，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自我定位，以及发展机会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02

　　外在的社会地位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因此无论你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的社会地位都是由现实的社会关系定义的。

　　“国学大师”南怀瑾在1945年就形成了他对儒、释、道的主要见解，但他1949年初到台湾的社会地位是台湾基隆“义礼行”船行（做船运**生意）的老板。

　　1955年，他在窘困的处境下，出版了《禅海蠡测》一书，却一本都卖不出去。

　　不久，他便举家迁到台北龙泉街，住在贩夫走卒喧嚣终日的菜市场附近。

　　困顿中煮字疗饥，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完成了《楞严大义今释》、《楞伽大义今释》两本力作，但在书店堆放在角落里，很少人购买。

　　直到1960年，台湾官方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又适逢胡适读了《楞严大义今释》之后表示赞许，南怀瑾才逐渐为人知晓。

　　随着与台湾政坛要人交往的增多，才有了“国学大师”的社会地位。

　　即使诸如南怀瑾这样的国学大学，在缺少现实社会关系的情况下，无论是在小城市基隆，还是大城市台北，也都没有社会地位可言。

　　因此选择大城市不代表你有更高的社会地位，选择小城市也不代表你的社会地位就一定会低，关键在于你现实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

　　假如你是一名掌握核心技术的专业人才，那么在人才汇集的大城市，你更有可能取得更好的社会地位；

　　假如你在本地小城市的社会关系深厚，那么你在小城市会有更好的社会地位。

　　03

　　内在的自我定位

　　外在的社会地位是由现实的社会关系定义的，也就是由别人定义的，同一时期、同一地域的标准是相同的。

　　内在的自我定位却是由自己决定的。

　　而且，每个人因为价值观、欲望动机、知识结构、成长经历的不同，内心里对自己的定位都有所不同。

　　我们觉得苦行僧的生活很艰难，吃不饱、穿不暖，瘦骨嶙峋，过着自虐般的“痛苦”生活，这也是为何我们给这些修行者命名为“苦行僧”的原因。

　　殊不知，这些苦行僧看似肉体上“痛苦”，精神上却享受着“大快乐”。

　　在他们眼里，我们才是自虐般地过着“痛苦”生活的人，浑浑噩噩地活在物欲熏天的“炼狱”中，不仅这辈子不去修行洗脱罪恶，还执迷不悟，继续给下辈子、下下辈子种下恶缘。

　　因此，选择大城市还是小城市，要从你自己的“心”出发，看哪种生活和工作更符合你的内心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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