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时，摄影师、作家严明出版《我爱这哭不出的浪漫》，书中，他写了许多关于摄影或者是关于在摄影的路上的故事，2015年，严明出版了两部随笔《大国志》同时也出版了同名摄影集《大国志》，作者追溯了从事摄影艺术的源头，追溯了童年记忆，点明了摄影的关键和要义，同时对大国上下古典浪漫的消逝和文明的流失发出感慨。

       在《我爱这哭不出的浪漫》的前言中，严明动情地写“我认定了这样的一生值得一活，可以无限接近诗句，无限接近向美的皈依”“或许我可以用执拗的经历做一块界碑牌，站立在一个路口，写上我们曾经那么爱和那么费劲思量”字句都关乎理想、关乎理想中的人生境况，颇有在艺术的道路上一去不返的决绝。

       严明谈到，本打算出版就先至此告一段落，而始料未及的是近些年发生在无论是行业、工作、家庭、个人身上的巨大变化都让他十分震惊，这促使他不得不再拿起笔。2017年，严明在一次演讲的最后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世界上其实没有大人，只有长皱的小孩。

       “你这一生，是从产科医院的门口往后看，还是在殡仪馆的门口往回看？我觉得不会是后者，否则我们这一生为什么而活呢？当你很小的、心智还不成熟的时候，你已经是自己了。后来你下了决心在做的事情、你抱持的理想，你的奋斗都是给当初还是少年的你一个交代。到最后你老了，老掉的可能只是这皮囊。你始终是一个长皱了的小孩，可以安慰到一众大人。”

       《长皱了的小孩》分了五辑，第一辑从父亲的离开写起。严明称，那是一个断裂口，自己的瞻前顾后都是在这个位置上产生的，从这个节点开始，“所有的问题都会出现，迷津还是迷津，新问题还会继续来。”在接下来的几辑，严明重新写回年轻的时候，他写自己玩乐队的时候、写自己当记者的时候，写这些年间身边的许多曾怀揣着理想的人的世俗化，最后又谈回自己喜欢的摄影。

       “前两本书里我对之前的工作单位只字不提，那时候觉得自己似乎憋着一股劲儿要和曾经的工作断然分开，而其实我在报界待了十年，有许多故事和感受，其实完全是可以提一提的，我坐公交车路过南方报业的时候，我也会悄悄回头看，会悄悄想念以前的那些同事。后来我写到“人到中年自然怂”的时候，包括《论唯美》那些文章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亲切，这是这本书意义的一部分。”严明谈道。

       严明称从《我爱这哭不出的浪漫》到《长皱了的小孩》，无论是个人的状态，还是文字的变化都是很大的，“之前父母在的时候，我是一种在各地壮游，颇有让人艳羡的地方。但是这几年，父亲生病，无数次往返医院和家里那种焦急，我在广州一接到电话就以最快的速度去买票，这些事情对我心理上的冲击是巨大的，生活能一下子把人打回原形。”

       “一个曾经用脚丈量过那么多地方的人，最后还是要路过自己。”

       严明《长皱了的小孩》一书的封面是儿子严亨骑着一匹塑料斑马的照片。严明在书中回忆了这张照片的拍摄：“三四年前的暑期，我带儿子回去，我妈跟我说起父亲被查出这个病时，他的状态还行，仍是平常的样子。就是在带孙子在家附近溜达的时候时常觉得累，需要坐下来休息。那时候只是觉得他渐渐衰老，内里出了问题会导致将来怎样，没有预料。”

       “2012年，我拍过一张照片《严亨与斑马》，就是在我家旁边的公园里拍的。我预先看中了那个场景和傍晩的天光，记下了时间，第二天傍晩便带上儿子去给我做模特。照片并无多大意义，只是想让他留下跟这个小县城老家的联系而已。父亲也跟了去，我交代他替我一直举着一只小小手电筒作为灯光，他就一直勤勤恳恳地举着。这也是唯一的一张父亲给我当助手的照片，不难看出右侧有一道很有方向性的光源的存在。当到了2015年这张照片印到了书上，父亲已经卧床了，我指着照片给他看时，那次拍照的场景他已经全然忘却了…… ”

       父亲与儿子

       如今父亲已经离去，这张原本只是表达着某种人和故乡的关系的照片于严明有了更多的意义。

       “路过自己”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为难，严明说“国人在许多亲情上面的事，拿手的是回避和拖延”，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严明看到父亲卧床的几年病态、老态尽显，自己想过认真为父亲拍一张肖像但是却一直不知道怎么办。只是在一个比较偶然的夏天傍晚，一家人散步时，严明才提议给父亲拍一张肖像，但是当时天气太热，父亲的领口是解开的、显得很随意。而当这张照片最终被作为遗像端正地放在灵堂上时，却是经由一个小县城里做后期的人用ps调整了照片中父亲的衣领，严明在书中写：（他）替某个“著名摄影师”的爹修饰了最后的体面。

       采访中，严明说其实最难的就是写好自己，“写自己就像是用刀子一样在自己身上划，这本书的第一辑《一地故乡》非常沉重，但是又不能不写，因为它是一个断裂口。

       澎湃新闻：亲人、故乡在你的摄影中会不会有特殊的意义？

       严明：拍照片和书写真的是很不一样。我的故乡是很普通的那种中国的乡镇，我可能会因为是我的老家而激动一下，但是如果我在拍照的路上经过这样一个小镇，我绝对不会把相机掏出来，它不适合用摄影的语言。

       摄影是你看到一个事物，你有强烈的要去拍它的冲动，有的时候甚至手都会抖，我是不会去拍那种不适合或者说勉强为之的那些东西的，实际上每一张都是有情感浓度的，不会是要先定一个主题然后再去搜集和填充。那样的话方向是反的。

       澎湃新闻：“长皱了的小孩”这样的内容是否也侧面反映出你比较注意在保留着自己的最初的真心和理想？

       严明：现在没得变了，之前由爱音乐到做摇滚乐队，后来转到新闻转到摄影，做的事情不同，但对所有事情的爱是一样的。有人问我你做了这么久的摄影，你之后会不会再干别的事？很有可能，我喜欢上了就要去追寻。以前搞乐队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将来这一定是可以死在舞台上被抬下去，后来当记者的时候抱着新闻理想，我觉得自己白发苍苍了，还要穿个马甲摄影。在我该喜欢的东西还是会喜欢。

       澎湃新闻：所以你认为对一个事情的热忱和坚持是最重要的？

       严明：我想告诉年轻人什么重要，重要的就是咱既然干了这个事了，就要想怎样才能达到极限，而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斧头，或者说自己就去打这个折扣。我们这一代人理想还没实现，下一代人就开始寻觅了。教小孩的逻辑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与怎么做，然后全力以赴。

       澎湃新闻：所以在每一个节点上你都能想得比较清楚你要做什么？

       严明：我能搞清楚事情的本质，我知道我要干的事还没干。比如我想搞乐队，我们想写歌，但是做音乐的时候就是在夜总会串场子，我想干的事没干成，在追求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伪装成终点的驿站，让你起了停歇的心，你皮衣皮裤穿着，每天吃饭店就觉得自己是摇滚人士了？

       我庆幸我自己还是一个能拎清自己段落大意的人，当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果发现最后是在做某种重复运动止步不前了，我就知道该换换事情做了。从做摇滚到去唱片公司，很多唱片在只有裸碟的时候我就参与文案、评论，我要把那些写得差不多推给媒体，后来写音乐评论，我写的那些稿子就是废纸，比如给哪个歌手搞一篇八卦什么的，那个稿子发完了之后都想吐，有一天我那电脑被格式化了我一点都不会心疼。后来我就不做文字了，直接去领了相机，跑到摄影部去了，做突发新闻，一年两年三年，春运你要拍火车站，六一要去拍幼儿园，我又觉得完了，这个又重复了。

      澎湃新闻：你的个人经历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和年轻人分享的经验？

       严明：我以前说过：迷宫的出口在上头。我们当时搞乐队的时候，就是苦练技巧、迷恋设备、竞逐速度、拷贝偶像。 最后青春耗尽，到头来发现这些都不是摇滚，这些都是皮毛工具。说白了你要创作，你要做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无可厚非，但是有的人拿一把破吉他，手型都不一定标准，但是能唱出自己心声，让你听着就掉眼泪，我觉得这样的事是首选。你不能把考级题当目的，它实际上只会残害你的音乐才能。你要做的是刚会两三个和弦就能把你的快乐或者悲伤唱出来。

       我觉得你喜欢上一个东西，要进入它的深处，要稍微悟一点其中的道理，思想是创造的动因，思想就是你摄影的动因，你不动脑子，相机就是个盒子。

       严明 摄影作品

       严明曾在一篇名为《论唯美》的文章中谈到自己的摄影观：“唯美派”似乎还是最受群众爱戴的一派，但它是个什么派呢？“唯” 字一出像放了狠话，从初学到老迈，一美了之，别无他想，一意孤绝。 想想看，“唯”的本意应该是“独”“仅”“只”，从今往后，自愿命悬一线，再不用言志了，也无须载道，终于解脱了。我想说，这么“没心没肺” 的标签在打出来的时候，真像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已经注定堕落于虚空。……具有艺术感的作品可以承载各色各味，而不是雷同于唯美。除了甜之外，其他味道也有它们存在的权利、被喜欢的可能。就像有的歌唱着沧桑， 呼号着愤怒，它们是不驯服的，不是淘宝客服，没有让你舒适的义务。

       严明告诉记者，把相机当健身器材去游山玩水，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可以，但是拍照这个事情还要承担一个深层的考虑，让你有情可寄。照片本身看似是个纯外向的东西，但它玩的偏偏不是。它需要东西去充实它，你要有所寄托，甜图在刚出现摄影的时候的确很精很美，但是太甜了，是没有美学追求与寄托的。

       忻钰坤觉得严明的摄影作品让他觉得很真实，有种在场感：“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他用了更多的中焦，更接近于人的视角，把被摄对象置于环境中，让观者在那一刻感受到那个环境，仿佛你在现场。”

       澎湃新闻：在摄影的美学上你最喜欢哪一种照片？

       严明：我还是喜欢古典的那种中、远景，我不喜欢那种仰着的角度之类。我不想在照片中表现出摄影师在这里，或者是摄影师对这个画面做了什么的感觉。全部是在最端庄最平实的状况下。

       澎湃新闻：你会为了去找拍摄的风景去很多地方吗？

       严明：会的。我会把想拍的内容规划到路线上，全国各个地方都有，比如我去重庆超过60次，郑州我也去得很多，因为我要从那里中转。事实上如果现在你问我最喜欢哪里，我最喜欢的还是我没去过的地方。比如吉林我还没去过，我其实无比想去吉林，我就会考虑在什么季节去哪些地方最好，然后它的地理状况，看它哪里有山哪里有河。

       澎湃新闻：在《我爱这哭不出的浪漫》和《大国志》中，许多文章中都注解了照片，比如你最有名的米老鼠人偶的那一张，你就在文章中介绍了拍摄的场景与感触等等。有一种说法是一张照片自成一个诠说的体系，它本身的表现力是足够的，并不用落于言诠，你怎么看呢？

       严明：我用文字介绍到的照片相对不多，我在介绍时也不牵涉到技巧，我一般会告诉大家我有所感的一个故事以及当时的那个情绪境遇，我告诉别人的都是别人意想不到的、延伸到画面之外的一些东西，这对他们理解图片可能会有一些好处。这次的《长皱了的小孩》，我重新选图，这里面的照片就是平时拍的一些照片，不是专门为一个情景、为一个主题拍摄的，他们体现的是我这三四年间的心理态度的变化。在提炼语言的时候又掉了一层皮，有的我写得很简单，就是看到图片里情景我想到什么、我当时脑子里冒出来什么，我就写下来。

       澎湃新闻：你的摄影作品中会有“摆拍”的作品吗？

       严明：大部分偶然抓取，比如一个人拿着鱼叉的一张招聘，我是在岸上看到有人向这个地方走我就赶紧跑过来，正好在江边有一个石头尖，一个人就拿了一个鱼叉走到那个石头尖上，我当时手都开始抖。有几张是摆拍，比如那个穿着仙鹤的衣服的人，因为他是在休息，周围都是人，背后是街，车水马龙。我就让他们站在岸边一个背景单纯的地方，我就觉得这张照片里他们的气息和境界都非常好。

       澎湃新闻：还是牵涉到如何去找到摄影对象的问题，现在许多摄影师都喜欢去拍一些猎奇的题材，比如一些跨性别者等等。

       严明：这也挺好的，就是说你有一个主题，然后你跟的时间也比较长，你的完成度也好，那个是很让人致敬的，每一种方式几乎都是唯一的。 我们这种拍摄是最苦行僧式的，可能我到了陕西的某一个县，最后留下来就那么一张照片。我拍了大佛头，实际上我拍过很多佛像，最后我总是选择一两个有代表性的、最能够代表自己的水准的。